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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就是‘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义者，宜也。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

    　　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害。抑商乃国家之‘轻利’也。

    　　农、商的这种利、害属性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文明模式所决定的。

    　　这种利害，不光是经济之利害，亦有伦理之利害。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两圣之言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下了基调。

    　　从此以后，‘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成了中国伦理思想的铁则。

    　　圣言即理，圣言即法，这一伦理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深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法令。

    　　这种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在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前汉初期实行的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为大汉的稳定和强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造反作乱不断爆发。

    　　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导致王朝更迭。

    　　秦朝的灭亡、前汉的颠覆，就是我们眼前活生生的例证。

    　　那么，目前我们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就我们大汉而言，前汉之初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经济上，前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经济衰败到‘民无藏盖’，‘天子不能具钧驷’的地步。

    　　可是，一些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却仍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的现象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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