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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到了日勒县，情况发展到鼎点，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差点酿成暴乱。

    　　不可否认，在这些族群当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惟恐天下不乱，总是时时处处地寻找焦点和时机，在背后煽风点火，以趁机渔利。

    　　但我走了这许多地方，觉得问题的责任主要还是在于各级官府。

    　　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官府的眼里，各民族不是平等的，有些民族更是被视为异类。

    　　象羌族、氐族等，由于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多次作乱，危及朝庭的统治，有几次朝庭甚至议论要放弃河西。

    　　对这些民族，朝庭没有什么好感，地方上更是没有多少耐心。

    　　在官府看来，只有实行高压政策，让他们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没有多少生活的空间，这才能遏制他们的野心，使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和本钱。

    　　以前一些朝庭大员在剿灭羌族作乱时，更是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彻底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从而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

    　　岂不知火上浇油大火越烧越旺，你的政策愈是严厉，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就愈是激烈。

    　　用日勒县高邑里的一个羌人的话来说，反抗亦是死，不反抗亦是死，这样钝刀子割肉更难受，还不如反了的好！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是在官府具体操作上，对少数民族更为严厉和苛刻。

    　　在氐池县和日勒县，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官府在收缴赋税和各项摊派中，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待遇上是不一样的，甚至差别很大。

    　　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心里自然是不平衡，不仅对官府有强烈的抵制心理，也把汉人推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上。

    　　万一有事，不仅是官府首当其冲，汉人也会连带着遭殃。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种政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三是官府中的个别人，为了中饱私囊，或为了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巧立名目，花样百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在这方面，日勒县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他们假传圣旨，说是为了纪念大汉消灭北匈奴，要在张掖建一座纪念碑；地点选在日勒，还是我亲自确定的。

    　　为了修建这座纪念碑，县里每人都要上缴数目不菲的钱财，而实际的花销，不到其总数的三成！

    　　其余的钱财，则被他们通过各种名目落入个人腰包。

    　　其数额之巨，胆子之大，手段之卑劣，真是令人发指！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我每个县只走了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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