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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luan”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

    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魏延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魏延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魏延就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魏延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也有种子神器精灵的帮助，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至于管辂、葛玄都还年幼，南华老仙、紫虚上人是演义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

    对于于吉这个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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